投资项目的考察像唱片公司选择艺人

　　我们在考察一个公司的时候，可能超过一半以上是在考察这家公司的管理层，考察这家公司创始人的人品、能力等，和考察一个歌手是一样的道理，如果一个歌手歌唱能力非常好，但是并不敬业，没有职业道德，我想这个人是很难成功的，所以说，做风险投资和做唱片公司的老板，有很多相同之处。 　　

　　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和缺点是自负。我想每一个相对成功的人身上都有种自负的东西，可能更准确的应该叫自信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彷徨、动摇的时候，但是当一个个困难都被你征服以后，你的自信心会很强，给外人的感觉就是自负。这种自负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内在的东西。其实跟我接触久了，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，但这种接近同时又不是那么容易。其实人与人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感是好事，因为人的一生，亲密的朋友应该不多。 　　

　　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会经历过失败，只是失败有大有小，比如我去追一个我很心仪的女孩子，可能没追到，这也是个失败。你想去做一个职业的改变，你没有成功，也许这是失败，但是更多失败是一种主观的感觉。 　　

　　就当你没有什么欲望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永远不会存在失败。我在南京航空学院的时候，当时是我们学校的排球队的队长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打过专业排球，我们连续三年得了江苏省的高校冠军。第四年的时候，是最重要的一年，因为冠军将代表江苏省参加全国大学生比赛。不幸的是我在决赛之前把手打断了，今天还没有复原。因为我是打二传、打组织，我如果不上场的话，必输无疑。结果我那天上场了，打了三针封闭针上去的，可最后还是以二比三输给南京邮电学院。那次失败对我影响非常大，我记得我整整一个星期都没去上课，那时候对我来讲，世界灰了一半。对，所以有时候，失败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感觉。 　　

　　其实我经常觉得我们这代人很幸运，看看在美国的这些华人，历史上中国去美国有好几次大潮，之前去的绝大多数人在美国只做两件事，一个是开餐馆，第二个是开干洗店。我们能够赶上这拨大潮的，完全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改革浪潮。 　　

　　我在1977年考大学的时候，经过了10年的文革，在农村里面考大学时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，我第一志愿特想考文科。 　　

　　比如当电影导演，结果那年北大文科不招生，只有考古系，我想我这种人应该永远不会去考古，所以退而求其次。考南航是我10岁时的梦想，当飞行员。我订过一本叫《航空知识》的杂志，每一期都不落，到最后攒了一间房子的航空杂志。所以到今天为止，我对美国的F18、 F16、 F15战机的性能了如指掌。 　　
　　我当时考南航以为是去当飞行员，可是等到我到学校以后一看才知道，不是去当飞行员，是去造飞机，当时我的心凉了半截。再加上理工科，男多女少。 　　

　　那时候没有学习动力，年轻人的能量没地方发泄就去打球，所以我在那时候体育很好，但是我的考试成绩也不错，考试前抱抱佛脚，我都能考得很好。当时还年轻，心高气盛特别想改变这个社会，想去考研究生。想读文科考社会学，其实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社会学，而且当时误以为读了社会学以后，就能当官，觉得出来有希望当总理。 　　

　　当时去考北大，真的是希望出来后能当官，当了官以后就最有希望改变这个社会，就这么简单的道理。当时就这么想的。我觉得我喜欢这个事，如果不去试试的话，将来等到我两鬓染霜的时候我一定会后悔，我最希望的是，每一天对我来讲都是新的一天。我在美国的公司里也干过，但是我一点都不喜欢，世界银行干了几天我就觉得烦。 　　

　　我真正创业的时候大概30多岁，去美国的时候29岁。成功的商人不一定要对赚钱有热情吗，其实更多是一种战胜，一种挑战，一种征服。其实在做项目投资的时候，我不会想着钱，当时做投资只有一种最简单的想法，就是要一种征服的感觉，我有一天躺在床上，我在想世界上什么事最好，应该是花钱；花钱中最好的呢，就是花别人的钱，而且是花大钱，投资就是这样。 　　

　　所谓风险投资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你去投资一个公司，成为它的一个股东，同时你承担它这个公司失败的风险，也得到它成功的回报，这就是风险投资。 　　

　　风险投资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事情。我在13年以前开始投资的时候，在中国基本上没有人知道什么叫风险投资，只是最近两年，风险投资在中国才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。即使今天，比如说在一些年轻人中间风险投资非常火，我们把它叫做非常sexy，很性感的一个职业，但是你问有多少人真正懂，微乎其微。到目前为止，在中国真正懂风险投资的，不瞒你说我还没有碰到过一个人。

这几年钱确实比以前多了，这是事实。但是从经济角度的供求关系来看，就是对资本的需求和现有的资金来讲，中国的资金还远远小于需求量。2006年是中国历史上风投最高的一年，总共风险投资在中国投了17.8亿美金，这是中国历史的新高。2005年全中国的风险投资是10.4亿美金，所以去年增长得很快。但是美国去年的风投是265亿美金。 　　

　　从供求关系这个角度来看，中国的钱非常少。中国在银行里的存款大概有28万亿。如果从银行拿出1%的钱，就是2800亿，年平均回报大概是2%到3%左右。银行的存款现在占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大概94%左右，而在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只占整个资本市场不到50% ，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中国是一个资金使用效率非常低的国家。 　　

　　第一个就是关于作为一个职业投资人，你怎么去看你的风险与回报；第二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金，我们是怎么分配我们的资本。我们并不是不做早期的投资，但是我们选择性非常强，我们大概只有10%的资本投到早期。即使是在晚期的中间，大概95%以上的投资的项目，我们是惟一的投资人，换句话说都是别人没有碰过的东西。 　　

　　当我们选定一家公司的时候，我们会给它足够的钱，让它一直做到上市。我们在1998年投海油的时候，是在海油第一次上市失败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AIG基金，基辛格当时是我们这个基金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主席，后来我把他说动了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说基辛格博士，你看一看，假如一个美国的公司对它美国所有的沿海，有独家的开采勘探的权利的话，这公司值多少钱，他一听就明白了。再比如我们投资盛大，今天看来是很辉煌的一个投资，可以说是经典的，哈佛商学院给它做了一个投资的案例。当初在我们前面有十几家基金都看到盛大，但是没有一家愿意投，而我们却投了。我自己跟他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，我个人愿意放钱，在同样条件下跟基金一块来投。 　　

　　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和有能力的人，其实他的心胸是很开阔的，与一个人的主观意愿和领袖能力是至关重要的。如果拿破仑当年不是东征失败的话，整个欧洲的历史会重写，如果当年成吉思汗不是被他的后续跟不上的话，整个世界史会重写。 　　

　　我永远不会去思考我会失去什么、我的代价是什么。我觉得没有代价，我得到这么多的欢乐，我得到这么多东西，我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个苦事。从事业上来讲没有，但是如果从个人的生活上来讲，我可能会重新考虑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突然发现我女儿长大了，她说爸爸，这些年你花了多少时间跟我在一起，你一点也不了解我，我听到这句话时，感触很深。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外面跑，如果时间能够重来的话，我一定会跟她再多待点时间。 　　

　　我们投太合麦田其实包括了很多。我们基本认为在目前的中国，这个大的政治环境下，比较容易做到商品化的是音乐。我们对每一个公司的投资，在行业里面基本上都会看四五家以上。宋柯也知道，其实在他之前我们看了滚石，叫V8是吧，看了很多家。 　　　

　　然后我们再跟每一个公司的团队沟通的过程中，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有没有共识和共鸣。 　　　　　

　　当初在盛大的，做机顶盒这个问题上，我和陈天桥有过争执，我不太主张他们做机顶盒，天桥比较主张，我认为做机顶盒是个完全不一样的商务模式，我们团队连什么叫库存风险都不知道，你怎么能去做它。而且做这个需要积压大量资金，而网游当时最好的，就因为它的盈利模式，它的商业可扩充性特别好，如果去做机顶盒的话，对企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。 　　

　　后来我用退出来解决了这次争执。如果在一个重大的战略发展问题上，大家不能够达到一致的话，上市以后，资金就可以自由流向了，那我们最好的方式只能是退出，然后把钱投到更高回报的地方。 　　
　　我一直觉得市场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传说，说我特别强。但是我现在觉得这样也好，有时候让人家心理上有一种畏惧感 ，在谈判中很有用。其实投资不是那么简单，当你投到一个公司里面以后，你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，你要帮助他们在法律上把法律的股权结构弄好，更重要的是把公司的制度建立起来。比如财务制度、用人制度、管理制度，然后还要帮助公司在市场上找一些合格的人来增强他的管理团队，然后还要经常跟他们开会，一起讨论公司的发展战略。

        注：来源于《中国商人》2007年9月27日 相关报道。